《安妮日记》作者：安妮·弗兰克的家庭，很多人不知道的真相

奥托·弗兰克1889年出生于德国。他是一位犹太银行家的儿子，曾在一战期间在德国军队服役，最终接管了家族的银行业务。20世纪30年代初银行破产后，富有创业精神的弗兰克创办了Opekta公司，销售香料和果胶。

弗兰克对德国的政治前景感到悲观，于是在1933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女儿前往荷兰。但1940年5月纳粹入侵时，这家人再次处于危险之中。为了避免被没收，弗兰克被迫转移了公司的所有权，并开始准备躲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公司大楼的一个秘密附属大楼里。1942年7月6日，当他的大女儿玛戈特收到德国劳动营的传票时，弗兰克和他的家人，搬进了附属建筑。最终，另外四个人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：范佩尔一家和弗里茨·普费弗（Fritz Pfeffer）。

弗兰克信任的员工散布谣言，说他们一家已经逃到了瑞士，以使当局无从得知他们的去向。这个效果一直持续到1944年8月4日，警察冲进了办公室和附属大楼。弗兰克和其他七名居住者都被逮捕并被送往奥斯维辛。在挑选过程中，弗兰克与家人失散，他的妻子和女儿们认为他一到这里，就被人用毒气毒死了。但弗兰克是这八个人中唯一幸存下来的。1945年1月27日，他被苏联士兵解放。

弗兰克回到了阿姆斯特丹，慢慢地拼凑起了他家人的命运。当米普·吉斯把安妮的日记拿给他后，他决定出版这本日记。弗兰克在1953年与另一位大屠杀幸存者再婚，并在瑞士度过了余生。他于1980年去世。

伊迪丝·弗兰克（原荷兰人）是一位德国富商的女儿。1925年，她嫁给奥托·弗兰克（Otto Frank），他们育有两个孩子：1926年的玛格特（Margot）和1929年的安妮（Anne）。弗兰克是那个时代典型的家庭主妇，尽管家庭生活动荡不安，但她还是尽心尽力地料理家务，抚养两个孩子。

弗兰克一家一到奥斯维辛就被拆散了，但女儿们和她们的母亲设法在一起待了几个月。不过伊迪丝和玛格特准备要被送到了东普鲁士的一个劳改营，那里的环境比奥斯维辛集中营好一些，但安妮却没有，因为她已经长了疥疮。因此弗兰克一家决定不抛弃安妮，就留在了奥斯维辛。

随着苏联准备占领波兰，于是纳粹开始清空奥斯维辛集中营，并向其他集中营输送大量物资。1944年10月底，安妮和她的姐姐，被选中坐上了去贝尔根-贝尔森的火车。不过伊迪丝的健康状况已经开始恶化，不适合长途。目击者观察到，伊迪丝已经开始把食物喂给她的女儿们吃了，她很虚弱。

在与孩子们分开后，伊迪丝相信她的丈夫已经死亡，她开始失去对自己精神和身体健康的控制。1945年初，她因发烧被送入奥斯威辛-比克瑙的病区，于1月6日去世。

安妮的姐姐玛格特·弗兰克出生于1926年2月16日。玛格特似乎比她妹妹更矜持、更顺从，她和母亲的关系也好得多。

1944年3月20日，一篇日记揭露了安妮与姐姐的亲密关系，其中包括玛格特写给她的一封信，信中提到了书中唯一的青春期男性，彼得·范·佩尔斯。

“安妮，昨天我说我不嫉妒你时，我没有完全说实话。情况是这样的：我既不嫉妒你，也不嫉妒彼得。我只是很抱歉我还没有找到一个人，来分享我的想法和感受，而且在不久的将来，我也不太可能找到。但这就是为什么我真心希望，你们俩都能信任对方。你在这里已经错过了很多东西，一些其他人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。”

玛格特和安妮一直在一起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。不幸的是，转移到贝尔根-贝尔森意味着：缺乏食物、保健和卫生设施，而那里严重的疾病，已经夺去了许多居民的生命。1945年2月初，玛格特死于斑疹伤寒。而安妮去世的时间，只比她姐姐晚几天。

彼得·范·佩尔斯是赫尔曼和奥古斯特·范·佩尔斯的独子。他15岁时加入了弗兰克家族。安妮·弗兰克一开始觉得他很无趣，但最终两人发展了一段浪漫的关系，并以她的初吻而告终。然而，安妮在她的日记中承认，彼得可能只是她生命中的真爱，彼得·希夫的替身，这是她年轻时认识的男孩。

范·佩尔斯在奥斯威辛的最初选择中幸存下来。在乘坐运输车抵达营地的1019人中，有500多人立即被用毒气毒死，其中包括所有15岁以下的儿童。不过范·佩尔斯在集中营的邮政设施获得了一个职位，这意味着可以拿到装有食物的包裹。

1945年1月，政府下令对那些身体还能走路的囚犯，进行“死亡行军”。安妮·弗兰克说，她劝范·佩尔斯留下，但年轻的范佩尔决定碰碰运气，参加行军。范·佩尔斯在前往毛特豪森的行军过程中幸存了下来，但在到达后，他被分配了一项残酷的户外劳动任务。他被送进了医务室，最终他在五月的某个时候去世，就在盟军解放集中营之后。

赫尔曼·范·佩尔斯（Hermann van Pels）是一个移民到阿姆斯特丹的德国犹太家庭的户主。他被迫卖掉了他在德国的公司，被奥托·弗兰克（Otto Frank）雇佣到奥派克塔（Opekta）工作。他们一家在弗兰克斯一家开始躲藏的几周后，就和他们一起住进了附楼。

范·佩尔斯在奥斯威辛的监禁中，没有活下来。因为受了伤，在医务室里被选中进毒气室，并于1944年10月中旬被处决。

在安妮·弗兰克的日记中，赫尔曼·范·佩尔斯的妻子奥古斯特·范·佩尔斯，被称为“佩特内拉·范·达恩夫人”。显然，她很难相处。这是一篇典型的关于她的日记：

范·达恩太太生闷气已经是无数次了，而且她喜怒无常。

范·达恩太太生闷气已经是无数次了，而且她喜怒无常。

范·佩尔斯在集中营里的经历，与安妮和玛格特·弗兰克的经历如出一辙，直到他们三人都到达了贝尔根·贝尔森。从那里，范·佩尔斯被转移到布痕瓦尔德的一个营地，1945年4月，她来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，这里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前捷克中转站，也是德国人手中，仅存的几个集中营之一。她大约在这个时候去世，但当时的情况尚不清楚。虽然官方记录显示，她活着来到了特莱西恩施塔特，但幸存者、贝尔根-贝尔森居民雷切尔·范·阿莫龙根·弗兰克福尔德坚称，纳粹警卫故意把她扔到移动的运输车轮子下，当场结束了她的生命。

弗里茨·普费弗是米普·吉斯的牙医，也是弗兰克一家的熟人。这位离异的德国犹太人和他的基督教女友夏洛特·卡莱塔，一起逃离了德国。就像纳粹法律禁止他们在德国结婚一样，类似的法律也禁止他们在纳粹占领的阿姆斯特丹同居。被迫在不同的地址登记，虽然他们分开了，但仍然是夫妻。

1942年8月，随着纳粹对犹太人的围捕不断升级，普费弗向吉斯询问藏身之处。她去找奥托·弗兰克，后者同意让他进入附属大楼。安妮·弗兰克与普费弗的紧张关系，通过她给普费弗起的笔名“杜塞尔先生”（德语中“傻子先生”的意思）而更加凸显出来。

普费弗在奥斯威辛的最初选拔过程中，幸存了下来，被安排在与奥托·弗兰克（Otto Frank）相同的工作岗位上。他和其他受过医疗训练的囚犯一起，被送往萨克森豪森，后来被送往条件恶劣的另一个集中营Neuengamme。1944年12月20日，普费弗死于肠道感染和健康状况不佳。

他的女朋友，夏洛特·卡莱塔，在二战后最初和奥托·弗兰克很亲近。然而，安妮日记出版后，她对安妮对普费弗的描写感到震惊，最终与弗兰克疏远。1950年，卡莱塔嫁给了普费弗，不过从未公开谈论过她与《安妮日记》的关系。

维克多·库格勒——在安妮·弗兰克的日记中，被称为“克拉勒先生”——是奥托·弗兰克的同事，由于他的荷兰国籍，在1940年入侵后，为了防止奥佩克塔被纳粹没收，奥托·弗兰克被安排控制奥佩克塔。1944年8月4日，警察到达时，他在场，他是帮助藏住八名居民的雇员之一。他因窝藏犹太人而被捕。

在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后，库格勒最初被送往德国监禁，很可能是在集中营。然而，由于对关押他的设施进行了多次轰炸，他得以留在荷兰的多个营地。在1945年3月的一次强制行军中，库格勒逃离并躲藏了起来，直到战争结束。

库格勒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移民到了加拿大。在他的余生里，他继续与否认大屠杀的人作斗争，并于1981年去世。

伊丽莎白·“贝普”·沃斯库伊尔18岁时，被奥托·弗兰克雇佣为秘书。她的父亲是公司的仓库经理，负责建造了那扇用来守卫通往秘密附属大楼通道的摇摆书柜门。沃斯库伊尔负责为8名逃亡者，提供补给，这是一项在战时必须谨慎完成的任务。她还经常在下班后进入附属大楼，带来食物和衣服，并告诉他们外界的新闻。安妮·弗兰克在日记中昵称她为“埃利”，她经常描述他们对电影明星和电影的讨论。

1944年8月4日，警察赶到时，沃斯库伊尔设法在被发现并拘留之前，带着犯罪文件逃了出去。当天晚些时候，她在当局离开后又回到了大楼。她和米普·吉斯上楼去了附属楼，把散乱的文件和书捡起来，而这些都是安妮日记的材料。

沃斯库伊尔避免了战后，对她与弗兰克家族关系的关注。1946年，她结婚离开了奥皮塔，1983年去世。

约翰内斯·克莱曼（Johannes Kleiman）是Opekta的董事会成员，也是该公司的簿记员。1944年8月4日，当纳粹警察进入办公室时，他与维克多·库格勒（Victor Kugler）以及附属大楼的8名居民一起被捕，并被带到盖世太保总部接受审讯。

克莱曼被送到阿默斯福特的荷兰集中营，但在红十字会的要求下，他突然被释放了。1943年9月，克莱曼接受了胃溃疡手术。

奥托·弗兰克不在的时候，克莱曼试图让Opekta继续运营。二战后，该公司搬到了阿姆斯特丹的另一个地点，留下空无一人大楼。克莱曼继续通过带领记者和游客，参观安妮·弗兰克和她的家人居住过的地方来吸引人们的兴趣。虽然没有活着看到安妮·弗兰克之家的建立，但当奥托·弗兰克移居瑞士时，他仍然是奥托·弗兰克在阿姆斯特丹的使者。

克莱曼于1959年1月28日去世，享年63岁。他的去世让弗兰克非常伤心，他认为克莱曼的健康和胃部状况不佳，是由于监管秘密附属大楼的压力造成的。

卡尔·西尔伯鲍尔是纳粹党卫军帝国安全部门第四部b4的成员。这个组织积极追捕藏匿的犹太人，特别是在荷兰和其他被占领的国家。

究竟是谁向警方透露犹太人被藏在奥佩克塔办公室的消息，仍然是个谜，但西尔伯鲍尔的老板，在1944年8月4日告诉他去那个地址。身穿制服的警察，很快发现了这处附属建筑，于是八名居民和两名雇员被逮捕。

西尔伯鲍尔在发现法兰克家族中所扮演的角色，多年来一直是一个秘密。但到了1963年，否认大屠杀的人，开始猛烈质疑安妮·弗兰克日记的真实性，并将整个故事列为一场骗局。这导致了奥地利纳粹猎人西蒙·维森塔尔（Simon Wiesenthal）的深入调查，他发现了西尔伯鲍尔的名字。作为回应，警方让西尔伯鲍尔无薪停职，并让他保持低调。西尔伯鲍尔对事态的发展并不满意，最终，一些熟人把他的故事泄露给了媒体。奇怪的是，奥托·弗兰克自己为西尔伯鲍尔作证，说他只是在做他的工作——尽管他补充说，“我唯一要求的，就是不要再见到这个人。”西尔伯鲍尔最终被复职。

西尔伯鲍尔似乎没有意识到，他对弗兰克和其他被他围捕的人的巨大影响。他向媒体谈到了逮捕的细节，甚至拿安妮的日记开玩笑：“我上周买了这本小书，想看看里面有没有我。但我并没有看到我”

西尔伯鲍尔于1972年逝世。

安妮·弗兰克（Anne Frank）在日记中，反复提到她11岁时遇到的男孩彼得·希夫（Peter Schiff）。她声称他是她唯一真正在乎的男孩，并怀疑她对彼得·范·佩尔斯的迷恋，是否是为了取代希夫。

希夫因拒绝报告一名未成年劳工的去向而被捕。他先是被送到贝尔根-贝尔森，最后被送到奥斯维辛，在那里他死亡的时间不详。外界对他的了解很少，但安妮·弗兰克之家（Anne Frank House）陈列着他的一张前同学，给他拍的照片。

1929年，伊娃·盖林格出生在奥地利。她的家人在20世纪30年代离开维也纳，搬到阿姆斯特丹，在那里她遇到了街对面的女孩：安妮·弗兰克（Anne Frank）。盖林格一家的遭遇，与弗兰克一家相似。1944年5月，他们被出卖给盖世太保。一家人被运到奥斯维辛，盖林格的父亲和兄弟，最终在那里死去。然而，盖林格和她的母亲埃尔弗里德幸存下来，直到1945年1月，苏联士兵解放了集中营。

回到阿姆斯特丹后，奥托·弗兰克（Otto Frank）和埃尔弗里德（Elfriede）因共同的命运而走到一起，并于1953年结婚。他们的努力，促成了安妮日记的出版，和安妮之家博物馆的建立。

而盖林格最终结了婚，写了几部关于她战时和大屠杀经历的回忆录。当然，她在法律上是安妮·弗兰克的继妹。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